第202章
梁晓声文集·长篇小说13
献给所有曾“认识”保尔·柯察金的人们。
任何事物都必退归于历史；只有一种事物始终盘桓于现实，并导引我们作客观和公正的思考——那就是关于人性内容的诠释……
梁晓声
保尔·柯察金这一文学人物被尴尬地夹在阶级斗争的史页中了；冉阿让却穿过巴黎街头阶级对阶级浴血奋战的战场，从他所处的《悲惨世界》走到了二十一世纪，并始终受到我们今人的敬爱——这意味着：人性仁慈的美点尤其闪耀光辉……
一九八八年，大约四月里的一天，我接到了一次北京市内电话。对方是深圳万科影视公司的编辑宁静武。当时我不认识他。此前也从未与“万科”的人有过任何接触。
他说，“万科”决定将苏联的那一部著名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为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并且，多方征求意见后，希望由我执笔……
“什么？！……”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以为自己听错了。虽然电话传音很清楚。虽然小宁说得相当明白。
我不禁反问：“是乌克兰盲人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那部小说么？”
他回答正是。
于是我一连串问了几个为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策划？是“上边”布置的制作任务？还是你们自己一厢情愿地想要挤上“献礼”快车？是经济利益的驱动还是心血来潮的好大喜功？出发点是配合政治思想宣传，还是企图制造热点话题，以抬高公司的知名度，以达到兼及广告之目的？……
总之我困惑多多。
小宁在电话那一端被我问得沉默良久。
我忽然意识到我问得很傻气——因为我们实际上已处在一个许多人对另外许多人做什么事不问为什么的时代。
小宁终于又开口了。
他说非是“上边”布置的什么制作任务。说与国庆“献礼”也没有丝毫关系。说影视公司嘛，总是要拍影视作品的呀！说他们认为，在中国，凭保尔·柯察金的知名度，重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许会有不低的收视率……
于是轮到我沉默了。
“希望您能答应……”
小宁说得很恳切。
但是我语调温和又坚决地回绝了：我颈椎病重，终日备受折磨，岂敢不自量力地改编二十集电视剧！我还非常想念老母亲，打算“回家看看”……
但却不愿使小宁这位编辑沮丧，最后又说：“这无疑是非常奇特的策划。敢发奇特之想，亦属难能可贵。中国人一向的思维惰性，在于太循规蹈矩。我愿做些力所能及的纯粹的义务，比如帮助在北京乃至全国物色改编者，比如抽出些时间参加改编宗旨的讨论，比如抛砖引玉提供些情节发展的建议，比如请在京的苏俄文学专家们开几次必要的座谈会，听听他们的忠告……”
这些话，也是实话。是既说了，就要说到做到的。
从放下电话那一刻开始，保尔·柯察金便像一位久违了的，早已被记忆淡忘了的朋友，忽一日又有了关于他的最新的信息，便开始因他而陷入沉思了。
大约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亦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读过了，不，确切地说，是看过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因为那是一本连环画。字很少，每页下方最多三行而已。是在小人书铺看的。
那时，肯定已有电影在中国放映了吧？我没看过，不敢断言。根据原著改编的电影《保尔·柯察金》，究竟是哪一年开始在中国放映的，我至今并不清楚地知道。
后来我又看过了另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仍是连环画。不同之处是，后一本的画页是蓝色的，是从黑白电影中按照情节发展的连贯性逐格拍下来，然后印刷到连环画上的。当年我们将那一类连环画叫“电影小人书”。我从那上边看到了电影中的保尔、冬妮娅、朱赫来、丽达、达雅、保尔的母亲以及哥哥，以及他的朋友谢寥沙……
“电影小人书”中的演员们，和绘画小人书中的绘画人物们，一个个竟那么地相像。几十年后我明白了，无论是当年小人书中的绘画人物们，还是当年电影中的演员们，皆忠实于原作插图中的人物。而在西方早期影视中，这一点几乎形成一条经验。既然先有文学作品，既然作为文学作品的欣赏受众，早已对插图中的人物形象全盘接受，先入为主地给予形象认可，那么后来的影视作品，便很关照很尊重受众的这一种仿佛稔熟的心理。八十年代初，在中国的电视里，播放过连续剧《大卫·科波菲尔》，看过的人如果对剧中的人物形象仍保留着记忆，那么如果再去翻一翻有人物插图的长篇小说，将肯定会承认，剧中人物形象几乎就是原著人物插图的翻版。同样典型的例子自然还有《约翰·克利斯朵夫》《堂·吉诃德》《牛虻》《悲惨世界》等等。
上初中后，哥哥借回家一本原著，我才终于有机会通读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而我看到电影《保尔·柯察金》，则是大学毕业分配到北影以后的事了。那时影协举办过一次苏联电影回顾展，我不但看到了一批八十年代的苏联电影，如《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白比姆·黑耳朵》《两个人的车站》《战地浪漫曲》等，还看到了一批小时候没看过的、早期的、优秀的苏联电影，如《柯楚别依》《夏伯阳》《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第四十一个》等。因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本书的知名度，《保尔·柯察金》自然是回顾展中不可或缺的影片。也许，我所列举那些八十年代的苏联电影，出品年代会更早些，只不过我在八十年代才看到它们罢了……
绘画小人书看过了，电影小人书看过了，长篇原著读过了，电影也终于有幸欣赏到了，而且，在我中学时代的语文课本中，有篇课文便节选自原著——即保尔在对自己的人生感到极度悲观，手枪对准太阳穴打算自杀那一段。他关于人生意义的著名的内心独白，便是在那一种特殊情况之下产生的。
如此说来，我难道不可以认为，自己对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本书，对于保尔·柯察金这样一个文学人物了如指掌么？
许多中国人，在青年时期，也许没读过《静静的顿河》。但只要读过三本以上苏联小说的，谁没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呢？在中国，奥斯特洛夫斯基，从前是比肖洛霍夫还著名的。他简直与高尔基齐名。保尔·柯察金这一文学人物的知名度，也几乎仅次于列宁、斯大林、卓娅和舒拉、加加林和巴甫洛夫……
保尔·柯察金无可争议地是许多中国青年的精神偶像。
即使如此著名的一部小说，即使如此著名的一个文学人物，即使我自认为从小对它和他了如指掌，熟知似友，但在一九八八年，我重新回想的时候，关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保尔·柯察金，所记住的片段、情节和细节，大部分竟非是革命的事件和英雄的行为，而是人物较鲜明的文学个性，以及由那个性促成的爱情的发生，爱情的误解，爱情的遗憾结局。
我熟知保尔和冬妮娅之间的初恋正如我对自己的初恋一样记忆如初，并且至今能像讲述自己的初恋一样详细道来。
我明了保尔和丽达之间的爱情的误解，正如我明了我自己所犯的类似的错误。它的实质是在爱情方面脆薄的自尊和使气任性。
达雅——这后来成为保尔妻子的姑娘，究竟是否因嫁给保尔而感到过幸福，我竟一点儿也说不上来。似乎，书中并没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参考，使读者自己足以作出可靠的判断。
除了保尔和三位女性的爱，关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还记住了些什么呢？
当然，还记住了保尔的疾恶如仇；记住了他对家乡火车站附近食堂里刷盘子的姑娘伏罗霞的同情；记住了他对以凌辱手下的姑娘们为快事的堂倌普罗霍尔的憎恨；记住了他与律师的纨绔子维克多之间打的那一架；记住了他偷德国人的手枪；记住了他勇救朱赫来的奋不顾身；记住了他因此而被关入牢房，同牢房的不幸姑娘赫里斯季娜怎样宁愿将自己的处女之身“赠”予他，而他怎样在那一时刻想到了冬妮娅，怎样克制了情欲的冲动……
保尔率领青年突击队员们抢修铁路的情节也是记忆深刻的。在电影中那情节被拍摄得艰苦卓绝，使我不禁联想到一九九八年我们中国抗洪救灾的兵……
再有，便是保尔后来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在达雅的协助之下，以难能可贵的毅力完成他人生的最后任务——将他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了……
怎么？就记住了这些么？
是的，主要就记住了这些。
我所记住的这些内容，相信一切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本书的人，差不多也全能记住的吧？
但同时我也清楚地记得，那是一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呀！它的内容显然应该比我所记住的更多也更丰富啊！还有些什么厚重的内容被我的记忆忽略了呢？
我忍不住吸着一支烟凝思苦想。
烟，该死的烟！
我多次下决心戒烟，但每一次决心都以失败告终。在不少方面，我自认为是一个有毅力的人。而在戒烟这件事上，我对自己狠不起来。
尼古丁有时的确能使我日渐萎缩的思维得以舒展一下，也的确能偶尔激活我早衰多皱的记忆。
于是我又想起了保尔戒烟的情节——在某次团的会议上，有名女团员当众批评保尔——团的组织一再号召男团员们戒烟，而你身为团委书记，自己为什么在公开场合大模大样地吸烟呢？
保尔一愣，随即掐灭自己正吸着的烟，郑重又平静地说——从今天起，不，从现在起，我宣布戒烟了。如果谁以后看到我又吸烟了，那么有理由像鄙视一个言行不一的家伙一样鄙视我……
在我所读过的一切文学作品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这一情节，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也几乎可以说是经典的。吸烟的男人肯定都能理解这一寻常情节的不寻常之处。它对于刻画人物性格，显然是平淡而又有分量的。
接着我又想起了保尔救安娜的情节——某夜保尔护送安娜回家，遭到两名歹徒的拦劫。保尔临危镇定，击毙了一名歹徒，但安娜却被另一名歹徒强奸了。安娜的未婚夫事后找到了保尔，急急切切地只问一点——安娜果真被强奸了么？
保尔反问——你究竟爱不爱她？
对方尴尬支吾，保尔愤然而去……
毕竟，当年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只是初中生。刚开始懂爱，而几乎根本不懂性。或曰似懂非懂。故对于此情节也是似懂非懂。如今认真回忆才回忆起书中还有这么一处情节，很符合我这一代人的成长特征。
也回忆起了保尔在国际列车上“重逢”涅莉的情节。保尔的母亲当年给她家洗过衣服，保尔给她家挑过水。她自恃已加入波兰籍，而且已做贵妇，以非常刻毒的话羞辱保尔。只记得保尔回答得很精彩，却不记得他具体说了哪些话了……
两部分回忆加起来，难道就是四十万字的全部内容了么？
倘确乎如此，那么以上内容，不是都无遗漏地压缩在两类小人书里了么？不是都从容地表现在一部电影里了么？
那么还靠哪些内容充分地而不是虚涨地演绎出一部二十集的电视剧呢？
我对自己委婉的拒绝感到庆幸。
我的思想，也自然而然地漫延了开来，并渐渐形成了一种质疑。那就是——谁们看忠诚？谁们看爱情？
许多翻译界的前辈和文学界的前辈以及专门研究苏俄文学的学者们都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早在一九四二年就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了。是梅益先生据英译本翻译的。按时代推算，梅益先生亦当属前辈之人了。
一九四二年，中国自然仍在蒋介石政府的统治之下。
五十六年后的今天，我多想与梅益前辈取得联系，致信问他一些盘桓心中的困惑：
他当年决定进行翻译的初衷，主要是基于此书思想意义的革命性，还是看重它另有一番文学的价值？抑或两种初衷在他那儿是对等的，于是兼顾而为？
五十六年前它出版后曾引起过怎样的反响抑或轰动？是文学界的还是翻译界的或青年学生界的或大众间的？印了多少册？是一时的洛阳纸贵过还是近乎“阳春白雪”和者甚寡？是好评如潮还是备受冷落？
当年的蒋介石政府对于这一部“革命文学”是否视为异类？进而视为洪水猛兽？下达过什么严厉的禁令么？
梅益前辈受到过人身威胁么？被当局找过麻烦么？上过“黑名单”之类么？书店被警告过么？吊销过执照么？
一版后再版过么？
倘不曾再版过，那么是由于经济效益的亏损，还是遭到了当局的干涉？倘供不应求，接连再版，那么此书在哪一点上引发了读者的共鸣？是其无怨无悔的革命激情，还是其身残志不残的人生精神？抑或是别国情调的别种理念原则的爱情？
当年曾有热血青年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后，便毅然决然地投身于革命投奔延安么？
在当年，果然如此的话，是典型的个例，还是泛泛的普遍？
他们中后来一直无条件地，无保留地，忘我地忠诚于革命的人，其忠诚肯定是效仿保尔·柯察金的结果，还是渐渐被自己也渐渐被别人最终被时代总结为那样？
……
遗憾的是，难获梅益前辈的确切行止，联系不上。
在我的记忆中，梅益前辈似乎一直定居于上海。我也似乎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有幸得到过他的一本签了名的译作，并与这位前辈两次互致过书信。他赠我的译作是《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夫人写的关于她丈夫的回忆录。
时隔二十余年，此书不知被我打入哪一包书捆中收藏起来了，一时难以找到验证之。
也许，赠我译作的并非梅益前辈，而是另一位译者——我对自己的记忆的无误实在不敢确定。
但是不管怎样，我最终想要说的意思是——即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早在一九四二年就深受广大中国读者尤其广大中国青年欢迎了，其广大的程度，比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比之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青年，范围注定小得多吧？
一个毫无争议的事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青年一代的革命思想教育成为中国最最重视、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部书，才在中国成为一切苏俄文学中发行量最高的书。不是唯一，也必是之一。
道理是那么简单——社会主义中国，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对党，对党的领袖，对国家，以及一切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之下发动的国家行为，具有保尔·柯察金式的忠诚。那首先意味着丝毫也不产生怀疑，其次意味着丝毫也不犹豫，最后意味着无怨无悔的自豪感。
那么，社会主义苏联的这一部“革命文学”，在社会主义中国，是否果然起到了它所期望的巨大的“革命思想教育”的作用呢？
另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果然。
倘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则我们简直无法解释——为什么我这一代人中，以及我的上一代上上一代人中，有不少人谈论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情不自禁地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在青年时期乃至在整个人生过程中，其思想觉悟之所以那么热烈地积极地革命，是与保尔·柯察金这一榜样的激励分不开的。
正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们和她们的表白。
我承认，我相信。
我认为，其实谁也没什么非怀疑不可的必要。
但，在一部苏联“革命文学”的样板小说与几代中国读者的关系中，除了革命思想的给予与接受，难道再就没有吸引中国读者，尤其是几代中国青年读者的另外成分，不言而喻地烘托那一种“钢铁效应”了么？
我认为——当然有的！
那是什么呢？
那便是——如我前边所言，异国情调中革命背景下，一个男人和三位女性的爱情。确切地说，是一个男人少年时期特别专一的初恋；他青年时期在爱情方面所犯的无法弥补的，连自己也承认是“感到很可笑，不过更多的是遗憾”的错误；他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以后，靠了支持生命意志的最后一份爱情。而那与其说是爱情，毋宁说是友爱。因为那一种男女关系的首要意义，已经不是幸福的夫妻生活，而是相互鼓励着共同完成一项任务——她协助他写成一部书。
正是这一些内容，据我看来，才是当年在中国很持久的“保尔·柯察金”热的时代真相！
从书中只看到“革命思想教育”的能量的眼睛，对于书中的爱情片段仿佛是不屑一顾并且几乎是从来不置评说的。他们或她们谈论起此书，又仿佛政治思想工作者在进行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
他们或她们认为，读此书的人，尤其读此书的青年，只要领悟了忠诚的必要和必须，那就足够了。
而一代又一代读此书的人的眼睛，尤其是读此书的青年们的眼睛，从书中看到的除了钢铁一样坚定的忠诚以外，还有爱情的经验和教训。经验体现在丽达身上，教训体现在保尔身上。
现在，让我们再来冷静地而不是想当然地回顾一下“钢铁”现象的另一方面，即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九年整整十年间，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情况。结果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告诉我们，数年一部。在屈指可数的寥寥几部长篇小说中，有以爱情为题材或者仅仅为主线的吗？没有。那么，中短篇小说呢？也没有。电影呢？还没有。连在散文和诗歌中，爱情两个字也几乎是一直缺席的。而像《青春之歌》《红旗谱》这样大胆敢突破不成文禁区，整段整章地描写爱情的长篇小说，在我的记忆中，似乎都是此十年的最后一年一九五八年出版的。
只有歌曲例外。爱情的文艺空间差不多只剩下了歌曲。而且，只能在民歌和外国歌曲中相对自由地流行着。
在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青年也最多的国家里，在如此这般的文艺前提之下，一部苏联的革命小说恰逢其时地在中国出版了——它不但描写了建国后中国文学中几乎禁绝的爱情，而且还描写了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之间单纯、热烈又有责任感的初恋——它怎么能不受到欢迎？
书中画在插页上的少年时期的保尔和冬妮娅，青年时期的保尔和丽达，又是那么英俊的少年，那么潇洒帅气的青年，和那么活泼可爱的少女，那么端庄美丽的姑娘！
尤其保尔和丽达在莫斯科团中央代表大会上不期而遇那一插页，保尔脸上充满了男性青年自信无比的阳刚之气，而丽达脸上则显示出超凡脱俗的，仿佛精神世界彻底净化了般的人格卓越的气质。
那等人物，那样的脸庞，那样的眼睛，那样的目光，说心里话，在我看来，只能书中有，只能画上有，再就只能在电影里靠一流的表演和一流的摄影水准加以强调性的体现了。
苏联的画家真是令人钦佩！
他们一经从文字中“接生”出那样的保尔，那样的冬妮娅，那样的丽达，保尔、冬妮娅和丽达，便似乎永远地当然地只能是那样的了。
他们高超地从文字中提炼出了某种看上去那么纯粹的精神，并使之百分之百地凝聚在他们所“接生”的人物的脸上和眼里。
此点也决定了——后来《保尔·柯察金》这一部电影中的保尔、冬妮娅和丽达，也只能而且必须相似于书中插页上的他们。
电影中青年时期的保尔，显然不如书中插页上的青年保尔那么英姿勃勃。他的脸瘦削、棱角分明，目光永远那么果敢坚定，又那么忧郁。但在精神面貌上，两个保尔是一脉相承的。在性格的外在表征上，也是形同拷贝的。
在我的记忆中，“钢铁”的热度在中国是一种两度递升的跨国文化现象。首先是小说的，形成于六十年代前；后来是电影的，递升于六十年代后。
六十年代后，爱情在中国文学的禁区开始有些松动。《红旗谱》中严运涛和春兰的爱情，江涛与严萍的爱情；《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与余永泽以及与革命者江华、卢嘉川的爱情，某种程度上给养了中国广大读书青年巴望领略爱情文学的饥渴。而且，仅从小说主人公的爱情经历和波折而言，我们从《青春之歌》中，看到了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非常相似的构思。
但在电影中，爱情依然姗姗来迟。一批优秀的，以爱情关系为主要内容，或为主要情节线索的中国电影，都是一九六〇年以后陆续问世的。如《阿诗玛》《五朵金花》《战火中的青春》《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以及电影《红旗谱》与《青春之歌》等。
在这些中国电影还来不及哺饲中国青年的“空档”期，《保尔·柯察金》又恰逢其时地出现在中国各大中小城市的几乎一切电影院里。电影使保尔，使冬妮娅和丽达这些文学形象熠熠生辉地活了，使拥抱和接吻具有了可视性，使爱情令坐在电影院里的中国青年怦然心动了。而那些拥抱和接吻的镜头，是连表现爱情的中国电影里都删除唯恐不干净不彻底的。
这里有文化传统的必然。但归根结底不是文化传统问题，而是文化审査尺度问题。须知就初恋和一切爱情的过程而言，拥抱和接吻是普遍内容。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那么，现在我们终于也可以这样认为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部苏联小说，和《保尔·柯察金》这一部苏联电影，它们在中国五六十年代的青年中曾引起过的近于发烧的热度，绝不仅仅是忠诚在中国的成功收获，未必不也是爱情在中国的走红。
谁有驳不倒的根据断言——在忠诚和爱情之间，当年中国青年的眼，从那书中那电影中看到的首先是忠诚？
谁有驳不倒的根据断言——当年的中国青年，或严谨一些说中国青年中的大多数，实际上不是将那样一部小说那样一部电影当成了准爱情小说和准爱情电影？
其后数日，我逢人便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所听到的不尽相同，然而那么一致的话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结婚前我一直祈祷有一位冬妮娅那样的姑娘爱上我！”
“冬妮娅还救过保尔的命啊！保尔那样对待冬妮娅是不公正的！”
“也是妄自尊大的！”
“还是愚蠢的！”
“他对待丽达的态度也是妄自尊大和愚蠢的！”
“但他毕竟为一座城市全体居民的冬季取暖问题饱尝过艰苦，这一点是可敬的……”
“他双目失明全身瘫痪以后还能靠超人的毅力写成一部书，即使今天看来也依然是了不起的！”
男人们如是说。他们有的看过小说，有的看过电影，有的和我一样，小说、电影、小人书都看过。
“当年我好为冬妮娅不平！也为她委屈、伤心、落过泪！”
“我想替冬妮娅恨保尔，可又始终恨不起来。保尔后来那么不幸，怎么能恨得起来呢？”
“保尔的性格也特有魅力！起码有魅力之点！相当多青春期的女孩子喜欢他那一种性格的男青年，正直，爱憎分明，忧郁而又有点儿偏激，用今天的时髦说法，也是一类‘酷’！”
“他的形象也很酷！高大，严肃，冷静。当年，电影中的保尔是我梦中情人！”
“我喜欢丽达胜过我喜欢冬妮娅！丽达多成熟啊！处理各种问题是成熟的，对待爱情尤其是成熟的！”
“对！她给保尔的信写得多好哇！”
“她的爱情观使我后来获益匪浅！”
女人们似乎比男人们还要坦率。
并且，有一位是记者的中年女士，当我面即刻脱口背出了丽达写给保尔的那封信中的一段：“……我对生活的看法并不太拘泥于形式。在私人关系上，有的时候，当然非常少见，如果确实出于不寻常的，深沉的感情，是可以有例外的。你就可以得到这种例外。不过，我还是打消了偿还我们青春宿债的念头。我觉得，那样做不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愉快。保尔，你对自己不要那样苛刻。我们的生活里不仅有斗争，而且有美好感情带来的欢乐……”
她背时，我自己的记忆也渐渐变得清晰而透明。我也仿佛重新看到了小说中那一封信的字迹，于是和她一起背。
她说，她当年抄在日记里的，非是保尔那几句关于人生意义的名言，而是丽达这一封信。并且说，她当年班里的不少女同学，抄在日记里的都是丽达这一封信。还说，在她的爱情经历中，也曾有丽达和保尔那一种关系形成过。也是像丽达那样理性地处理的……
“万科”的小宁来找我之前，我到陕西去了一次。在火车上，我与对铺的一位乘客谈起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是一位年长我五六岁的建筑工程师。“文革”开始正读大学。他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确实对他的人生产生过很重要的也是很积极的影响。说他当然也将保尔那几句著名的话当作人生座右铭抄在过日记本上。
“不过”，他又说，“我只抄了一半。就是前一半。”
于是他随口背出它：“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
我接着背出了后一句：“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我问他为什么不在日记中抄下后一半？
他笑了。说是因为赌气。说当年他的大学里，展开人生意义的讨论。自然许多同学都联系保尔的话侃侃而谈，或洋洋洒洒地写心得体会文章。但是偏偏就他自己态度认真而又固执地认为——每个人当然都应该时时告诫和要求自己不虚度年华，也当然都应该时时告诫和要求自己不卑鄙庸俗。而且，人只要有这样的对自己的觉悟，又几乎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那样的。但绝非一切人都能做到，将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一种事业，无论那是对全人类多么伟大多么重要的事业。“整个”“全部”，用这样绝对的词来教诲普遍的芸芸众生，是不恰当的，也是夸张的。因为人的生命的两端，加起来至少有二十年是难有作为的，是需要在别人的照料之下才能生存的。即使中段的最有质量和能动性的生命，每天还要睡觉，吃饭，到了恋爱年龄要恋爱，到了结婚年龄要结婚。正常情况之下，接着做了父亲和母亲。于是上有老，下有小。于是有了纯粹个人的，与“解放全人类”，甚至与为别人为社会服务丝毫也不相干的种种责任。世界上有几个人能不为这种种纯粹个人的责任分割出一部分生命和精力？既分割了，又怎么能算“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那纯粹为了个人的责任而分割出去的生命和精力，总不能说是等于虚度年华和庸俗的吧？为柴米油盐忙碌奔波不是虚度年华，眷顾亲情友情为爱情多思少眠陷于苦闷也不是庸俗。如果居然是，那么配是保尔的同志和战友的人，在世界上又会有几个呢？
他说得有些激动，仿佛又在和他当年的同学们进行辩论。他的话吸引了周围的人们，都聚拢来听。且都很同意他的话，或频频点头，或报以会心的微笑。
他替保尔感到遗憾似的说：“如果没有后一半就好了，如果没有后一半就好了。后边的话，使那名言成了脱离实际的豪言壮语！”
我问：“你当年就是这么固执己见的？”
他说：“是啊！”
我也理解地笑了。我明白眼前这位在车厢里结识的男人，和我自己有着相似的性格。此种性格决定了，我们一旦对某事进行思考，我们的思想方法就太过于认真了。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事，是根本经不起太认真地去思考分析的。而谁一旦那样，许许多多的事就在谁眼里显得荒谬了。其公认了的正确，就开始被谁的思考分析所颠覆了。包括某些名言也是这样。
我又问他当年固执己见的结果？
他挠挠头说——那当然是受到思想帮助啰。但他仍固执己见。他是来自农村的学生。他举他的父母他的祖父母他的所有乡亲为例，说他们一代代一辈辈都是在保尔看来可能碌碌无为的人。而谁若当着他的面指斥他们碌碌无为，那便等于是在侮辱他，也等于是在侮辱人民大众……
他说他拒绝批评帮助，赌气之下，用毛笔将保尔那几句话的前一半抄在纸上，贴于床头，以示思想上的坚持到底。
于是思想上的批评帮助升级为批判围攻。
于是大学团委和学生会，发动团员和各年级学生，一拨一拨地纷纷找他辩论。在宿舍里，食堂里，教室里，图书馆，乃至路上，他每每被围住不放。短则半个小时，长则一二小时。围辩几近于围剿，他陷于四面楚歌十面埋伏之境。有的同学还尖锐地指出——“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特别符合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整个”和“全部”就是“全心全意”的意思。从保尔的话里挑剔谬点，不是企图变相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又是干什么？……
他终于心有余悸了。害怕极了。惶惶然写了一份公开检讨贴在板报栏才算谢罪了事。
“幸亏我出身好，要不，谁知道当年我会落个什么下场呢？……”
有别人问：“至今还耿耿于怀是吧？”
他笑了，又挠挠头说：“有点儿。同意我当年观点的请举手！”
于是周围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
他表情严肃地对我说：“看，现在我代表多数了嘛！……”
有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用口哨吹起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不一会儿半节车厢的人都跟着哼唱了。
一部书，一首歌，即使纯粹是政治的产物，其对人的影响，真的会像政治人士们自以为的那么巨大吗？
为什么政治人士们在特别强调此点时，那么不遗余力又那么自信呢？
向他们解释清楚实际情况并非他们觉得的那样，为什么特别地困难呢？
正如我眼前的情形——二战早已在半个世纪前结束，“苏维埃共和国”也在十年前解体，人们刚刚率真地谈论过它的一位忠诚的阶级战士，一位获得过列宁奖章的英雄，还对他的名言提出了质疑——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人们一起以愉快的、怀旧的心情哼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为什么？
也许什么都不因为。
仅仅由于那是一首旋律好听的歌。仅仅由于那是一首他们和她们在少年时期青年时期经常唱的歌；仅仅由于它使他们和她们回忆起了自己是学生的岁月，回忆起了自己的初恋和爱情；仅仅由于大家都挺愉快，列车员服务态度好，车厢里干净，对每个人都是一次各方面满意的旅程……所以大家都想唱唱歌。
就这么回事。
我不禁陷入沉思。
我不禁想到了一个人。他叫吴亮。一位大约比我小十岁的上海的青年文学评论家。在九十年代以前，他对“新时期文学”的评论不仅使上海文学评论界令文坛瞩目，而且在全国也是独树一帜的，绝对一流的。可以这样说，他的每一篇文学评论都是“名优产品”。我与他没有私交，没有书信来往，只不过在某次会上见过他一面。我的任何一篇作品也没有被他评论过，甚至也没有幸运被他一语中的又含蓄犀利的批评的锋芒所触及过。但我却是心悦诚服的吴亮文章的喜读者。
恰恰是在一九八八年，他在《上海文学》发表了一篇社会学类的小文章《基层生活》。
我理解他所言之“基层生活”，便是人民大众的生活。
他在文章中提出一种观念——某些事情在某些人士那儿是政治，在“基层”却只不过是生活的一项内容，一种色彩，甚至可能是一种时尚。而人民大众间具有某类特殊的本领和能力，他们消解强加给他们的政治意图，使之成为自己的生活可以包容的一项内容，那是比花刀厨子把菜蔬变成工艺品还善于还自然的。
当然以上这些文字非是他的文字，是我理解了以后用我的文字方式重新表述的。
基于以上观点，他认为穿中山装的人与之是否信仰“三民主义”无关；穿列宁装的青年不见得个个都是列宁主义的信徒；而喜欢穿“布拉基”的中国姑娘，当年不见得都是由于国际感情上特别的亲苏……
当年，团的会议多多，积极参加的男女青年，却可能因为那是交际的好方式；而结伴儿去上政治夜校，却可能是为了寻找到塞情书谈恋爱的机会……
我这里替他补充几个例子：
“文革”中，“三敬三祝”[1]在基层后来演变为游戏生活的乐子；“大批判”是由于当年的青年们精力过剩而几乎没有文体活动的开展；大红纸剪的花样翻新的“公”字和“忠”字，贴在墙上和窗上是美化家居的方式……
政治有政治之目的，基层有基层之法则。
那么，在一九八八年，当政治性的喝彩和掌声早已平息；当政治性的评论早已没了信誉，当政治从众心理早已荡然；当人们渐渐学会了以平常心和正常心读任何一部书；当阶级的“革命”已成往事和历史；当你我他她不再经常情愿或不那么情愿地呼喊“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的口号——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另外发现或曰重新发现什么有意义有价值的内容？如果将这些内容投放到“基层生活”中去，结果会怎样？
我想——这一点，注定了将是如何改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首要问题。
虽然我不打算参与，但我有必要将我的思考和盘托出，告诉参与改编的人，也提醒万科影视公司对这一点进行冷静的研究……
从外地回到北京三四天后，小宁来儿童电影制片厂找到了我，并送我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当面谢过了“万科”方面对我的信任，也再次申明了我不能承担改编重任，甚至也不能参与改编的种种原因。在我，那非是推拒的借口，而是实际的情况。
我说，我对“万科”的感谢，也包含这样一点——那就是，倘没有“万科”方面对我的信任，我根本不会去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一部苏联小说曾在中国引起的影响，究竟是由哪几种因素促成的跨国文化现象？以及对这一文化现象，我们从前是怎样看待的，现在又应该怎样看待等等。对于我这样一个爱胡思乱想的人，不管是什么人什么事，一旦激发了我思想的兴趣，我便由衷地感谢那人，感谢那事。思想着毕竟是愉快的。对于我，头脑被思想占据着，比被欲望占据着是自觉良好的状态。我真的感谢“万科”方面带给我这一愉快。感谢不应只表达在嘴上，要有行动。
我承诺我一定认认真真地重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一定将心得汇报给“万科”方面，以供别人改编时参考。
小宁说他已将我不能承担改编的情况向公司负责人汇报了。说公司也确实开始物色别的改编者。有人兴奋地表示了自信，但研究过原著后，却又茫然不知从何落笔。毕竟已有一部电影在中国久映不衰过，它基本上包容了原著的全部精华。也有人误以为我已先自答应了，表示极愿与我合作。并高姿态地表示以我为主，若发生了改编分歧，将与我的改编意图保持一致。当然还有人嗤之以鼻，认为是“马歇尔计划”，是“永远的纸上谈兵”，是“没正经事儿可干闲的”……
小宁向我转告了“万科”方面对我的三点希望：一、对承担独立改编仍做考虑。二、参与合作性改编。三、提供改编参考方案，积极参与改编讨论，协助组成改编者小组。
我亦再次申明，第一、二两点，请万勿继续对我抱有希望，以免贻误公司决策。而第三点，我则保证说到做到，也乐于尽此义务。
小宁送给我的，是漓江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的版本。译者是黑龙江大学俄语系黄树南先生等十人。黄先生写的“后记”告诉我们，这个译本是在一九七六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版的。是直接从俄文原著翻译过来的。黑龙江大学的俄语系是全国首屈一指的。这一时代的使命赋予黑大俄语系是理所当然又是责无旁贷的。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在中国唱得尤其响亮了，而“文革”气数将尽也是连傻瓜都几乎能看分明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