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全国的政治氛围为之一紧。
官员们不知道皇上的真实用意是什么，尽管他们都不愿意被削权，但有东林党和这一百多名刚被评了“浮躁”的官员的前车之鉴，他们都选择了沉默。
但沉默不等于不反抗，他们的反抗方式是拖延。
要是有可能，他们希望慢吞吞地移交个一年半载的，然后静观时局变化。
毕竟，这种事亘古未有，兴许皇上回头转变了想法也说不定呢？
再或者，朝中大员会不会有所动作？
秦书淮和崇祯自然料到了这个局面。
官员用拖字诀没关系，有的是着急要抢他们的权的人。
那就是这两个月来培训出来的五百名提刑官。这些提刑官一半是从提刑按察使司挑来的，业务熟练，风评尚可，另一半则是直接从功名在身但尚未为官的书生中选出来的，秦书淮希望用他们的“书生意气”来为司法公正开个好头。
每一省设提刑按察使一名，副使两名。
提刑按察使由原先的正三品提升为从一品的大员，与督抚同级，并不再受督抚、布政使管辖，而是由刑部直接管辖。
下面的每个州、府、县都设提刑按察州使、府使、县使以及佥事，具体管一地诉讼、刑事，也不受当地官员管辖。
而且，为了让各地提刑按察使有底气和当地官府叫板，秦书淮还在各地设立提刑衙门，提刑衙门的规模和行政衙门的规模一样大，比如县级提刑衙门，就和县衙一个规模，连形式上都不低县衙一等。
这第一批五百名提刑官下放到地方后，很快就逼着各地父母官交出审判权。交权的方式很简单，那就是要他们自己发告示，今后邻里纠纷、司狱诉讼、各种官司全部要去提刑衙门打。
与此同时，提刑使门则拿着朝廷的特批款，到处找房子，争取把办公地落实下来这件事不需要当地其他官员帮忙，以保证他们从建立之初就具备独立性。
总之，今后无论县令、知府乃至督抚，敢擅自审判者，一律革职严办，而且审判结果无效。
可想而知，这种为他们自己争取权力的事，这些提刑使能不积极吗？
除了提刑按察使，新政还下令总督从正一品降级为从一品，并且只统领辖地兵马，相当于分军区司令，而不得参政。
而巡抚则和总督同为从一品，两者评级。巡抚只负责一地的行政，不得插手军事、审判事。
此外，巡抚衙门和总督衙门不得设于一处，总督麾下兵马的钱粮全部由朝廷拨给，而不可本地解决。巡抚收到税赋后，一律上交朝廷，而不再送往总督府，总督府无权动用当地税赋，否则以谋逆论。
……
天下官员观望一阵后，依然没能等到反抗的出头鸟。
原因很简单，军方全部支持朝廷。
一方面是秦书淮的威慑使然，另一方面则是本次新政军方的利益不但没有波及，反而有了提升。比如他们再也不用受多体系指挥了，再比如他们的待遇特提高了。
这样一来，朝廷的铁腕就有了基础。
新政，在举国的震惊、迷茫、彷徨中有条不紊地推进。
终于，一批又一批官员开始理解并接受了新政。
因为他们没得选。
尤其是一批新上来的基层官员都十分卖力，一遍又一遍地向农民、商户、乡绅们解释新政的用意。
他们为什么卖力？
因为他们的政绩和新政的落实密切挂钩。
比如，今年各地主政官员的考核，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无地佃农、流民得到耕地的数量和比例。
这个指标，按照秦书淮的说法，叫“一票否决制”。
简单说，就是这项工作不达标的，别的工作干得再好也得滚蛋。
这些基层官员寒窗苦读十余载甚至数十载才混到一个官位，自然不愿意再轻易失去。
于是他们立马各展其能，挖空心思地去说服本地的大地主们卖田。
这殷勤的程度，简直比后世的“中介”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某某大户家有良田千顷。那好极了，县令先派里正去打前哨，大大地宣扬一番“政策”，接着是县主簿拎着礼品去“探望”，好一阵嘘寒问暖，最后县令老爷亲自出动，舔着老脸亲自登门去也。
弄得你不卖地都不好意思！
华夏民族强大的执行力在这一刻体现地淋漓尽致虽然执行得有些扭曲了。
扭曲到了什么程度？
陕南某富户想开个商行，按新政律当去县衙办理“执照”，结果县令阴阳怪气地磨蹭了好些天都没给办。细一打听才知道，县令知道他家里有三千亩地，放话出来他要是不卖了多出来的二千五百亩良田，就绝不给他办“执照”。
淮南有个县令，以修淮河为名征发民夫。往年这种事，大户人家只要出钱就能免此徭役，不过今年钱不好使了。县令也是贼坏，专门征发大户人家的儿子，说什么一视同仁。这些大户人家的公子哪干得了这种活？纷纷前去求情。结果县令明里暗里地表示，只要他们把多余五百亩的地都卖出来，就可以免他们徭役。